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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卷入“局長互毆風波”的廖曜中於去年12月10日正式辭去公職，加入了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
　　湖南“互毆局長”辭職當律師
　　三年前卷入“局長互毆風波”的廖曜中於去年12月10日正式辭去公職，加入了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
　　“我做副縣長時，有個案子不符合程序，我建議撤案，但重要領導希望維持；我說，撤案後把法律手續完善下不是更好嗎？對方說撤案很沒面子，我說，如果這樣的話那我分管這個法制辦還有什麼意義呢？我拒絕簽字，因為這個，直接導致我被調走。”
　　早報記者 於松 邱蕭蕪
　　發自湖南衡陽
　　思想“鬥爭”了2年後，廖曜中最終還是辭職了。
　　2013年12月10日，中共衡陽市委組織部將廖曜中的人事關係轉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才交流培訓中心，這標志著他正式辭去公職。
　　廖曜中稱，辭職後一是做學問，二是代人維權。日前，他加入了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在讀博士後的中國社科院旁租下一套房子(每月3000多元)，躋身“北漂”行列。
　　廖曜中，1970年8月6日生，湖南衡南縣人，現年44歲，曾任湖南衡陽市衡陽縣副縣長、市司法局副局長、中國國際商會衡陽商會副會長，副處級幹部。2011年10月10日，他與時任衡陽市司法局局長萬春生在“進幹部”人選上產生分歧，繼而在黨委會上“互毆”，引發關註。
　　廖曜中是這樣描述自己25年的公職生涯的：從農村鄉鎮乾起，堅持自學成才，對中國基層政權建設非常熟悉；有著縣級領導的行政管理及經濟管理經驗；學習、研究、工作兩不誤，理論實踐相結合，成績顯著。同時，他又是這樣總結自己官場感受的：拉不下麵子，送不了禮，書獃子一個。
　　“這種性格，誰敢要你”
　　東方早報：還記得三年前“互毆”的場景？
　　廖曜中：記得，他(萬春生)辱罵、揮拳打我，其他人拉偏架，有人抱住我不讓我還手，只能挨他打，挨了10多拳，還被踢了幾腳，我只還了一腳。事後，我打110報警，他向組織部告狀；1小時後，組織部副部長來到司法局，訓斥我倆。一般來說，組織是壓副職，為正職撐腰的，當時我很被動，委屈。
　　(編者註：據報道，2011年10月10日，湖南衡陽市司法局召開黨委會，時任局長萬春生與副局長廖曜中在“進人”問題上發生爭執。萬春生為強迫廖曜中接受意見，大打出手。廖曜中當時對媒體稱“在交鋒的第一回合，他打了我一拳之後，我當即起身，一把就將他推倒在地。”而萬春生稱是廖曜中先動手而引發衝突。經衡陽市紀委對兩人立案調查，10月14日決定萬春生停職檢查。)
　　東方早報：事發第三天，你與萬春生“握手言和”的聲明是如何出台的？
　　廖曜中：這事經媒體報道後，組織部的負責人就來找我們，說這事在網上炒開了，影響很不好，撮合我倆握手言和。我起初是想握手言和的，但在簽字時，他(萬春生)改了兩個字，那兩個字很關鍵，本來是他向我道歉，但改完後變成我也向他道了歉，兩個人抵消了，沒有誰對誰錯了。
　　東方早報：你公然吐槽“握手言和”聲明“是小孩的玩意兒”、“被逼的，廢紙一張”，想到後果嗎？
　　廖曜中：別人會說我出爾反爾，不地道；但我認為在那種情景下，來個不地道也無可厚非。(互毆事件)過了幾個月後，組織部想調我到衡陽商會，我提議能不能換個部門，但一名領導說其他單位都不敢要我，並說“人家不想與你為伍，你這種性格，人家誰敢要你”。
　　東方早報：然後呢？
　　廖曜中：我當時感覺人格極端受貶低，有“受辱到極點”的感覺，感覺在他們眼裡就像狗屎一樣。我忍不住與領導頂撞了起來，甩下一句話“大不了，我辭職走人”。
　　“素質低的博士幹部”
　　東方早報：辭職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廖曜中：我自認在體制內沒有多大發展前途；我是學法律的，一次又一次想用上(法律知識)，但周圍的環境不允許，有時組織干預，有時領導干預；一部分領導不懂法或不依法，這就意味著，我在體制內獃下去意義不大，我也不想占著茅坑不拉屎。
　　東方早報：能否舉幾個實例？
　　廖曜中：第一例，我做副縣長時，有個案子不符合程序，我建議撤案，但重要領導(比我官大)希望維持；我說，撤案後把法律手續完善下不是更好嗎？對方說撤案很沒面子，我說，如果這樣的話那我分管這個法制辦還有什麼意義呢？我拒絕簽字，因為這個，直接導致我被調走。第二例，客運辦釣魚執法，當事人找到了我，我說執法程序不對，但客運辦不買賬，還狀告到縣領導那裡，此事最後不了了之，人家始終沒聽我的。
　　東方早報：通過這些事情，他們怎樣評價你的？
　　廖曜中：這些事發生後不久，我就被調走了。在這些問題上，我得罪了很多人，他們說我是書獃子，但我寧願做書獃子，也不做違背良知、基本官德的事。現在一些幹部沒有基本的良心、起碼的官德，有的簡直就“瘋狂”了。
　　東方早報：2007年由副縣長調為市司法局副局長並非主動？
　　廖曜中：是的。市委組織部欲調我回市直機關任職，我說回市裡任職有難處，一是老婆的工作問題，二是市裡沒房，當時組織部的人承諾，3個月內解決我老婆工作問題。可事後卻不是這麼辦的，我多次跑到組織部門“講理”，被某些幹部說是“素質低的博士幹部”。
　　東方早報：25年公職生涯，是否總結過自己的“不足”？
　　廖曜中：我跟過領導，但是跟得不緊，總感覺領導與你保持著一段距離。想跟得緊吧，又下不了手，人格尊嚴上做不來，良心也過不去，也沒本錢去搞關係，再說法律不允許。曾經有幾個領導跟我的關係非常好，但跟領導彙報時提出的正當要求，不是拖，就是不給正面答覆，反正就是實現不了。開始我想不通，我們關係那麼好，大都是10多年的關係，平時他們把我當老弟看，對我很客氣、很認可，總是說“我們是好朋友”。
　　東方早報：25年來是否給領導送過禮？
　　廖曜中：給領導送過水果等，只是禮節性的，不是重禮。在領導眼裡我是有學術身份的，基於這一點，再送禮就顯得那個(俗)了，感覺我送了他們也不會收。這事就如同你坐上高鐵，再想換乘飛機，“想換擋”來不及了。
　　談官場：努力過堅持過
　　東方早報：回過頭來，如何看待自己的辭職？
　　廖曜中：在官場，我努力過，奮鬥過，堅持了，也釋然了；賴在官場，副處級幹部是有保障，但工資一年也就5萬元左右，可做學問和做律師，不僅掙錢，還可實現心中所想。有些人從體制上看問題，我是異類，這傷了我的心，辭職下海，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東方早報：“中途”是否曾想脫離過？
　　廖曜中：1995年7月我中央黨校碩士畢業後，曾去深圳找工作，別人一看我的畢業證，就開玩笑說中央首長給你畢業證簽章，你應該去做副縣長，打什麼工呀；回到衡陽幾年後，我果真考上了副縣長。當時衡陽市研究生、博士副縣長屈指可數，而我只有33歲，還是有實職的副處級幹部。
　　東方早報：25年公職生涯，有何較深的感觸和遺憾？
　　廖曜中：以前一直想寫一篇關於殯葬改革收費問題的文章，但想到自己官員的身份，文章不僅會挨同僚罵，還會影響仕途，就擱置了。現在離開體制了，以前做不了的研究，現在可以放開手研究了，以前不能說的話，也不必顧忌身份了。
　　東方早報：當初為何選擇了法律？
　　廖曜中：我本來是學農的，自學法律，認為法律將來大有作為。另外，法律便於自學，不需要老師教，自己(背誦法條)記得住。
　　東方早報：你做過兼職律師，曾為農民工維權，代理案件幾十起，能否談談對法院的一些看法？
　　廖曜中：法院的一些法官，對法律把握不准或在行政干預的情況下，判決千差萬別，明明是1＋1等於2的事情，他通過1＋100＋1000，再減去多少，轉幾個彎，結果算下來1＋1就不等於2了。
　　東方早報：作為過來人，如何看待公務員熱？
　　廖曜中：過多的精英人才削尖了腦袋往公務員隊伍里擠，會帶來人力資源的浪費，(公務員)崗位普通人群就能做，只要按照規章制度去做就行；高智商的人才全都留在公務員隊伍幹嗎呢？
　　不排除再進事業單位
　　東方早報：為何“1個月辭職”，最終卻拖了2年？
　　廖曜中：當初是下定決心辭職的，但可能是太壓抑，後來腸胃一直不好，生病入院；我曾做過膽囊手術，醫生說10年內患大腸癌的幾率是普通人的50倍，那段時間(互毆事件後)被打擊和打壓，心情非常壓抑，各種毛病就出來了，每天晚上嘔吐，感覺自己就是得腸癌了，有時痛得睡不著覺，2012年春節後開始陸陸續續住院，住到2012年10月；2013年春節後，我到北京讀博士後，通過中醫扎針治療，病情才有了緩解。我當時想，身體都這樣了，還辭職幹嗎，等死算了。
　　東方早報：啥時去讀的博士後，為何沒有當成農人？
　　廖曜中：2012年12月，收到的博士後錄取通知書，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攻土地所有權及征收問題的研究。我辭職後最理想的職業是做農人，但沒有本錢，做不了農民了。
　　東方早報：談下辭職的過程吧。
　　廖曜中：身體康復後，我開始主動辭職，辭職前我和組織部門溝通了好多次、打了報告的，希望組織能給我解決正處級。2013年5月，單位主動打電話給我，表示任命我做副會長領導崗位，給我解決正處級。但2013年10月份我下定決心，正式辭職了，組織部門又說解決不了，說我(因“正副局長互毆”)受過警告處分，有影響。我說警告處分在一年之內有影響，過了這麼多年了，已沒有影響了，但組織部門沒有理我。
　　東方早報： 辭職前轉為正處(調研員)有什麼好處？
　　廖曜中：將來評職稱，行政級別大一點會好一點，或者將來政策變化有可能進事業單位，是正處級的職務，就有個好的起點。
　　東方早報：不排除日後重回體制內？
　　廖曜中：是的，將來不排除進入事業單位。
（編輯：SN094）